我国《国家赔偿法》自1995年实施以来已有九个年头，对于制约、监督行政和司法权力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，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，赔偿法所存在的缺漏与不足都日渐暴露出来：导致社会生活中一些应由该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未能得到调整，许多案件无法可依。例如，精神损害赔偿就无法得到该法的支持。
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，是指由于国家侵权行为而给主体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损害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损害形式，它具有其特有的性质，主要包括：1、普遍性，即只要有国家侵权的发生，无论是侵害财产权利还是人身权利，精神损害无时不在，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而已。2、隐密性，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是有形的，而国家侵害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往往是无形的，是隐藏在有形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之后，因而不易被发现。3、难以计算性，由于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性损害，无法直接用计算财产损失的方法来衡量，使得对精神损害的程度难以计算和估量。
精神损害赔偿首先兴起于民事侵权领域，并随着人权理论和社会公平负担理论的发展而发展，尤其是经过二战后人们对法西斯肆无忌惮的践踏人权的反思，使保护人格，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成为各国国家赔偿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，西方各国如法国、美国许多州都通过立法将精神赔偿归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。我国随着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出台，基本确立了民事赔偿方面的精神赔偿制度。反观国家赔偿制度，在这个方面却止步不前，进展缓慢，通过2001年发生的“处女‘嫖娼’案”的审判结果尤可窥其一斑。在此案中，少女麻旦旦被非法拘禁两天，受到威胁、恫吓、猥亵、殴打，做过两次处女检查，还被要求承认有卖淫行为，麻所受最大的损害是精神方面的，但法院判决有关公安机关除赔偿医疗费外，仅赔偿麻因被限制两天人身自由的损失74.66元，而对其精神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。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原则。
由此可见，我国《国家赔偿法》未将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内乃一重大缺陷。虽然精神损害具有普遍性、隐密性、难以计算性等特点，但对其予以适当的金钱或实物赔偿仍是可行且应当的。具体表现在：1、精神损害虽然无形，却是确实存在的，它既能通过受害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，也能表现为不同的受害程度。2、精神损害往往不会单独存在，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导致受害人人身的损害或物质的损害。3、精神损害对一些受害人来说甚于人身或财产损害，不予适当赔偿难以弥补其损失。4、我国民法对侵权行为造成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非物质损害的情形已有赔偿规定，在实际生活中已有赔偿案例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，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精神损害实行国家赔偿并非不可行。至于如何在《国家赔偿法》中设立精神赔偿制度，笔者提出两种方案可供选择：一是在《国家赔偿法》中增设条款，扩大其赔偿的范围，就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、数额及赔偿金支付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。二是参照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，规定“除依本法规定，适用民法有关规定”的准用条款，要求依照有关民事侵权的精神赔偿制度的规定处理。
